学习强迫是怎么一回事?

 Stardustsky   2015-10-27 10:08   1314 人阅读  0 条评论
    在临床实践中确实会见到类似的情况,这些人最大的特点是经常处于劳碌之中,似乎对于轻松的生活有一种本能的拒绝。每当ta们在放松或娱乐时,内心总会不断地出现罪恶感与内疚感,为了防止这些不舒服情感的产生,他们不得不从事辛苦的劳动。生活中有一些人,ta们对苦难有一种特殊的执着,这些人会忽略生活中的成就与满足,更愿意让自己处于受苦的状态中。有时候我们甚至可以从他们的抱怨与痛苦的哀叹中听出背后潜藏的满足。

    类似的生活方式最极端的莫过于苦行僧式的生活了。苦行僧是印度盛行的修练方式,常有苦行僧蓬头垢面、衣衫褴褛,带着象征湿婆神的三叉杖,边走边吟诵古经文。苦行僧必须忍受常人认为是痛苦的事,如长期断食甚至断水、躺在布满钉子的床上、行走在火热的木炭上、喝尿吃屎、忍酷热严寒等事情,来锻炼忍耐力和离欲。

    苦行僧式的生活,不仅在印度有,全世界都有,其表现形式是多样的。那么多抛却了安逸生活而投身于政治斗争的革命者们,不免也让我们做出同样的猜想,只是ta们的选择更具有利他的意义而为人赞颂。马克思愿意当一个为人类盗取火种的普罗米修斯,而普罗米修斯因为盗取火种而得罪了天神宙斯,被施以残酷的刑罚:“用一条永远也挣不断的铁链把他缚在一个陡峭的悬崖上,让他永远不能入睡,疲惫的双膝也不能弯曲,在他起伏的胸脯上还钉着一颗金刚石的钉子;此外,宙斯还派一只神鹰每天去啄食普罗米修斯的肝脏,但被吃掉的肝脏随即又会长出来。”纵观马克思的一生,他为了寻求人类的解放却过着颠沛流离,经济拮据的生活,只能经常靠好友恩格斯的接济来维持下去;他忍受着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才完成了伟大的著作;他的几个孩子因为生活拮据而饿死或病死。我们很难想像这个伟大的智者竟然过着如此艰苦与不辛的生活。如果我们再去看看另一些革命者:切·格瓦拉,甘地,孙中山,甚至我们的国父,不难发现类似的特点:ta们对苦难有一种特殊的偏好,ta们也从未真正过上安逸而幸福的生活,对ta们而言,美好生活永远在将来而不是当下。

    在普通人中,有些人对于吃素、节俭、求佛、锻炼等达到了过度执着的状态,而尽量排斥感官的享受,ta们虽不像苦行僧那样的极端,但也差不了太多。革命者也好,强迫症病人也好,普通人中执着于简单生活者也好,似乎丧失了一种与美好事物相处的能力。使我们感到好奇的是,为什么ta们对于苦行式的生活有如此的偏好呢?

    “苦行僧之所以折磨和虐待自己的身体,是因为他们把自己的身体看作是罪孽的载体。苦行僧希望通过把物质需求降到最低来获得心灵的解脱,得到神的庇护和恩赐,从而摆脱无尽的轮回之苦。”这段话有助于我们去理解这些人的内心状态。这些人总是讨厌现实的自我,对现实自我施以了严苛的惩罚。在这些人的内心结构中,超我的力量过于强大,以至于自我为了讨好那个严厉的超我,不得不从事大量辛苦的工作。当这些人过上了苦行僧式的生活时,或者为了人类的福祉而辛苦的工作时,超我会发出由衷的赞叹和满意(对于苦行僧来说是得到神的庇护与恩赐;对于革命者来说是得到人民大众的爱戴。神也好,人民大众也好,均是超我的投射);而一旦自我偷懒下来,超我便开始责备。

    为什么ta们会形成这样的内心结构?弗洛伊德在《受虐狂的经济问题》一文中进行了论述。他认为,由于文化道德的约束,这些人将本来应该指向外界的攻击本能内投于自己。有一部分攻击本能被超我所用,形成了施虐性的超我,有一部分的攻击本能被自我所吸收,形成了受虐性的自我,于是施虐的超我与受虐的自我形成互动的关系。因为施虐与受虐过程中伴随着一定的快感(攻击本能与性本能混合之后形成施虐与受虐的驱力),所以那些苦行的行为其实伴随着满足,这种满足既来源于自我,也来源于超我。一般而言,伦理道德越是严厉的文化(中国文化应属于这样的情况),对攻击本能的压抑越强烈,攻击本能内投后越形成施虐性超我与受虐性自我的内心结构。

    中国人有一句古话叫做“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安乐的生活似乎与人类对于危险的过度敏感互不相容,对于超我强大的人尤其如此。所以对于安乐生活的享受能力,是一个人心理健康的标志之一,也是一个民族心理健康的标志之一,因为这些人内在足够安全且超我与自我的关系和谐。当然,人类也许是注定不能过上幸福的生活的,因为人类的历史,便是一部短缺的历史,即使在物质极大化的当代,也仍然不断地制造了各种短缺,所以只有不满足的人才有更大的生存空间。看来,超我对自我的过份苛刻,也是社会现状的心理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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